他于1901年6月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一文。

根据该例证可以得出结论，佛罗里达州最近的征收改革可能会导致得到州支持的大型项目获得许可，而缺乏州支持的小型地方项目则会被禁止{18}。《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都没有规定被征地农民在土地征收中的程序性权利，只是在国土资源部2001年发布的《征用土地公告办法》中规定了被征地农民参与决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权利。

(一)缩小了征收目的的范围 在凯洛案判决之前，虽然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和各州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只有为了公用目的，才能征收私有财产。遗憾的是，现有的规定没有赋予拟被征地农民参与决定土地征收方案的权利。格雷·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当政府经常诉诸土地征收权时，其所产生的危害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好处。[52]   三、美国土地征收法的新发展引起的争议 美国学者对凯洛案之后土地征收法的修改提出了意见相反的评论。如明尼苏达州规定，如果征收财产是为了减轻衰败地区财产的衰败状态、恢复受污染地区、减少被遗弃的财产或者清除公害，地方政府或所属机构在向法院提起征收诉讼之前必须召开公开的听证会。

我国目前只有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拥有征收审批权，而且将基本农田的征收审批权集中在中央政府。在实施开发计划的过程中，由于无法与凯洛及其邻居达成购买处于规划区内的不动产的协议，新伦敦市于2000年11月启动了征收凯洛及其邻居私有房屋的程序，凯洛及其邻居对该征收决定不服，于2000年12月向新伦敦市高级法院提起诉讼，声称新伦敦市征收他们的财产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公用(public use) [2]要求的限制性规定。从而势必解释主义与文本主义、历史主义、结构主义等概念上的纠缠与理解困境。

沃伦法院在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一案中对待历史的态度值得充分肯定。当时，得克萨斯州像大多数其他州一样，禁止堕胎，除非出于拯救母亲说明的需要。  【注释】 [1] Robert H. Bork , The tempting of America: the political seduction of the law, by Simon Schuster, 1990, at 143. [2] John Hart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at 1.[3] Leslie Friedman Goldstein，In Defense of the text: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 1991 by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at 2-3. [4] Keith E. Whittingto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extual Meaning, Original Intent, and Judicial Review, 1999 b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at 5-6. [5] Keith E. Whittingto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extual Meaning, Original Intent, and Judicial Review, 1999 b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at 7.[6]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制宪时的含义与解释时的含义是不同的，所以，张翔认为对原旨主义的解释应当修正为：依据制宪者的意图或宪法条文的原初含义来解释宪法。

道德解读方法虽然似乎赋予了法官以绝对的解释权，但在德沃金看来，法官并非随意把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强加于 社会 ，在任何案件中，宪法解释都必须考虑过去法律的和政治的实践以及制宪者他们自己所欲以要说的。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 现代 司法权的崛起，原意主义方法才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非原意主义方法。

但在道德解读的各种主体中，惟有法官所解释的意指为我们所必须解释，因为法官具有审慎思维，能够自己作出哪一种观念对国家最有利的判断。按照原意主义方法，解释者的任务就是确定通过宪法时的人民之意图。[17] Ronald Dworkin , Freedom's law: 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t 11. [18] [美]莫顿·J·霍维茨：《沃伦法院及其对正义的追求》（ The Warren Court and Pursuit of Justice），信春鹰、张志铭译， 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连被视为是原意主义最杰出的捍卫人物的罗博特·博克都无可奈何地承认：曾经占宪法统治地位的观点——法官按照那些起草文件的人的意图原则适用宪法——现在在该领域的理论家中非常不受欢迎。

[14]例如，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他不承认平等保护的条款取缔了种族隔离，除非制定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那些人的意图就是打算取消种族隔离，而事实上正是那些赞成保留种族隔离 教育 制度存在的那些人是第14条修正案的制定者，美国民权法案的起草者在修正案之前就告诉国会说：民权不意味着所有儿童应该在同一个学校上学。[35]所以，按照德沃金所提出的道德解读方法，对这些条款的理解就必须从它们最本质的道德属性出发，因为这些条款涉及抽象道德原则并以此作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纳入宪法之中的。温和原意主义则在承认文本具有权威之基础上，也把宪法中很多条文视为具有开放性的条款看待，他承认原初理解是重要的，但法官在非常明确的意义上关注通过者人民的意图时，更多注重通过者人民的一般目的。不同的方法，具有不同的 理论 体系。

与此同时，布莱斯特按照广、狭义把原意主义划分为两种：最极端形式的严格文本主义或字面主义（strict textualism or literalism）与严格意图主义(strict intentionalism)，以及为大多数人所赞同的、折中的温和原意主义(moderate originalism)。而法官由其所具有的法律思维、职业伦理和荣誉感、利益的中立性与权力的独立性所限制，比其他主体的解释更具有公信力和客观性。

反之政府制定法律以禁止它是正当的。[20]也就是说，消极主义的法官恪守民主与权力制衡原则，对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的 内容 ，比如种族隔离是否违宪 问题 、堕胎权是否保障问题、死刑是否废除问题等等，应当由人民自己去作出抉择，也就是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在于民选的州议会和联邦国会议员而不是非民选的最高法院法官。

而按照非原意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则既承认第14条修正案与普莱西案判决的历史正当性，又认为宪法的含义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时是正确的、正当的东西，今天就未必正当，只要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发展了变化，宪法的含义也必须随着改变，因为宪法意图应当回应人类事务中各种不同的危机。[36]由这种道德语言所构成的宪法原则体系的内涵是极其广泛的，它既要求平等又要求自由，它们在现代宪政文化中是关于个人权利诉求的两个最主要的源泉。权利是宪政的目的与基石，政府的正当性即在于是否认真对待权利。而法律现实主义而是只把文本作为解释的众多的法律渊源之一种，其观点是认为法官本质上行使立法权，在某种程度上说，解释与其是对立法者意志的实施，倒不如说是不可避免地行使司法意志。[4]威亭顿认为，伊利的上述划分就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反映，也就是说，解释是发现宪法文本中已经存在的意义，而非解释主义者则超越文本、超越解释，强调来自于当前政治的价值并把它们与司法判决结合起来。在宪法解释理论上，威亭顿区分了解释（Interpretation）与建构(Construction)之本质，他认为：宪法解释是发现法文本含义的过程，尽管发现的过程可能是复杂的，并需要解释者的良好的判断，然而其结果是在原初文本中所合理地发现的，解释在本质上不是创造，而是法律性。

第八条修正案禁止残酷和异常的惩罚，但它未说明像绞刑或电刑之类的任何特定的对罪犯执行死刑的方法是否是残酷的，或者说不论使用怎样是死刑方法，死刑本身是否就是残酷的？第十四条修正案宣布各州不得否认人人平等的法律保护，最高法院也认为该保护不仅仅指程序上的平等，而且是实质的平等，但是平等保护的抽象要求对州能否实施种族隔离学校或州是否必须在全州内的不同学校每个学生在公共 教育 上花费相同的投入本身是不清楚的。[18]因而，沃伦大法官由此提出了宪法解释的两种方法：原意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与非原意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

[14]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t 360. [15] [德]黑格尔：《法 哲学 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如果原意主义的解释主义者由于忽视了诸如像自然法传统或当下 社会 规范而不能考虑整个宪法，那么其他宪法意义的学派仍然还是能够被视为是在文本内解释宪法，发现其意义，尽管是在更宽的意义上，所以 问题 不再是是否解释宪法，而是解释什么。

因此，尽管消极主义指责说这是在宪法层面上行使司法立法，他们认为民主以为着人民必须制定根本法律，但总的说来，司法积极主义对于政治活动而言更常常是一种激励而非阻碍。[3] 其实他是对伊利的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的误读。

同时他们彼此都认为对方破坏真正的宪法。德沃金用历史主义来替代解释主义或原意主义，如果站在语义学与历史学的角度 分析 ，仍然是不准确的。  二、原意主义（Originalism）与非原意主义 (nonoriginalism) 保罗·布莱斯特（Paul Brest）在他发表在1980年波士顿大学法律评论上的《对原初理解的误解性探求》（ The Misconceived Quest of Original Understanding）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对宪法解释方法范畴：原意主义或原旨主义（Originalism）与非原意主义或非原旨主义(nonoriginalism)。何谓人权？如何保障自由、财产和个人反抗或抗衡政府权利？这些概念与术语往往是极其空洞、抽象，对它们的解释必须立足于道德观念，以道德之视角，对宪法文本中的道德性人权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概念含义进行解释的方法，就是道德解读方法

因此，从2000年法律修改至今，行政法院系统并没因为申请紧急审理而出现之前人们担心的案件井喷现象。对第2类案件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以来其适用出现了两点重大改革：首先它不仅适用于作为类案件，对于行政不作为也可以要求中止，即要求行政主体做一些事情。

还是以盖房为例，如果当事人在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以未取得许可为由进行了事实方面的调查取证， 目的是拟作出一个处罚， 那么此时他应当提起的就是预防性不作为诉讼。例如在这个例子中，所谓不可补救的损害，并不是说房屋的价值大到不可弥补，而是指如果建设应当取得许可而没有取得，那么由此导致的罚款、拆除将是合法的，由这些合法行为给当事人带来的利益损失自然也是无法通过合法途径予以补偿、赔偿或恢复原状的，因而是不可补救的损害。

该决定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的行政审判独立的宪法依据问题， 使行政法院正式获得了行政司法审判权而不再是元首保留审判权或委任审判权，因此可以说，行政法院至此才真正成为宪法意义上具有独立地位的司法审判机关。总而言之，法、德两国的行政法院因为了解行政机构而具有专业性所以独立于普通法院，因为独立行使审判权而具有司法性所以独立于行政机关。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首先，在预防性确认之诉中，所谓的不可补救的损害并不是指损害的程度有多么严重， 而是指被处分的利益是否可以回转。这表现在：首先，人员构成方面，行政法官的来源有3种：一是国立行政学院的优秀毕业生。首先， 关于什么级别的法律规范应该接受司法审查，德法两国的规定是大致相同的。另一方面由于即使在德国的相关的著述中对它们之间关系的阐述也是讳莫如深，甚至有学者干脆指出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和预防性确认之诉被毫无系统地运用于平行的、甚至完全相同的案件形态中。

在柏林行政法院，凯勒法官告诉我们：大部分一审案件都采用独任审理， 只有很少一部分疑难复杂案件采用合议制。在我们访德期间，柏林司法与消费者保护局的马库斯提尔克先生对此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很多人提出在普通法院里设立专业法庭来处理行政案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毕竟行政诉讼和其他诉讼差异明显， 对法官审理行政案件有比较高的专业领域的要求，这种要求对于普通法院的法官可能有点太高了。

因为此时他与被告并不处在一种具体存在着的相互关系之中，也没有什么即将作出的行政行为，而仅仅是处于对未来利益的防御性考虑。然而，随着证据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以举证责任为核心的证据制度，究竟是要以价值平衡为核心还是以查明事实为己任已经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初等行政法院和上诉行政法院有时会就一些疑难问题报请最高行政法院答复。然而，在德国，行政法院并非在所有事项上均与行政机关保持独立。